我的博客

　　俺们这些东语系的小字辈，没有机会聆听老爷子讲课（老爷子50年代的学生，当时已经是我们专业年龄最大的博导），对老爷子的印象，只能停留在只言片语、道听途说，以及一些记忆中的场景片段。

　　老爷子的朴实厚道，是很多人都提到的。最有名的，莫过于他替一位新生守行李的那个故事。其实这不怪那新生眼拙，自打我第一次看到老先生起，每次见到他，他都是那身蓝布中山装（是蓝布的，而不是呢子或其他贵重布料的）。那故事发生时，老先生大概70岁，当时外表看起来也就是60岁左右，穿身蓝布衣服，再踏双布鞋，的确是老校工的外形。

　　但是，老先生的品行，绝不仅仅是体现在这身打扮上。

　　我自己看到，在任何时候，老爷子跟人握手时，眼睛都认真的看着对方，绝不敷衍，绝不轻飘飘地跟你走形式，哪怕现场有很多人排队等着他的手。

　　老爷子家住一楼。直到他80多岁，每次有外人去拜访他，他总是要送你出门。如果你是乘车离开，他就会在单元门前目送你离开，直到你的车子驶出视线，才会返身回家。

　　在一些所谓的“场合”，老先生往往是坐在台中央的人。但他坐在那里，没有一丝一毫戾气、傲气或者让人不舒服的感觉，而是让人感到，这是一位得道的长辈，他应该坐在那里。

　　老爷子待人接物时的那份感觉，属于逝去时代的老一辈人，客气、礼貌，而又不俗套做作，让你感到一份来自内心的温暖。如果用时下流行的“气场”来解释，老先生的气场，是至阳至正而又不至刚至猛的，温暖如春风。

　　老爷子是一位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天资极高，当年同时考上北大清华两校，后来学贯多个学科。文革时期翻译《罗摩衍那》时，以60余岁的年龄，每天背诵一段原文诗歌，再到值班的传达室趁空闲时译成四句一段的汉语诗歌。几年下来，译了8万行。

　　1993年，老先生以80高龄，推动东语系改名为“东方学系”，如今回头想，老先生是想仿照美欧一些大学的专业设置方式，以“Oriental Studies”的形式，建设一个集合文学、文化、科技、外语和社会历史等方向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机构（其风格正如他在同期所写的《糖史》）。现在看，无论是从学术研究，还是从学生培养和就业上看，这都是符合学科建设发展方向的，而且是至今我们也没有做到的（后来的院系调整，使得东方学系又变回了外国语学院下的“东方语言文学系”，而且还失去了日语和阿拉伯语两个最大的专业）。

　　但就以这种才华，老爷子却修炼得光华内敛、不彰不显，正所谓“君子如玉”。所以一直到85岁之前，老先生几乎都还只是活在小众圈里。后来“走红”，糊里糊涂成了“国学大师”（大概吐火罗文可以算作广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字吧），也并非他的本意。他的“三辞”，是符合他的性格的。

　　也正是因为老先生的人格魅力，使他在师生中有极高的威望。学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。在那个没有互联网，大众传媒也不发达的时代，他的口碑是通过人们口口相传建立起的，是通过人们谈起他时的语气和神态建立起来的。东语系的很多师生，都能讲出自己看到的有关他的几个故事。

　　我也有我记忆中的故事：

　　老爷子书多，非常多。所以学校特别批给他两套房子，就在朗润园的湖北边，一楼，门对门。一套房子堆满了书，另一套房子也堆满了书，中间的空隙放着老爷子，还有他的猫。他的书桌正对着南向的窗户，窗前，是那片湖水，以及他亲手栽植的荷花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的那两年，我在院里帮闲，办公室就在外文楼和化北楼。每天早上，在食堂买些早点之后，就到朗润园的湖北边去吃——那里清静，离外文楼只是几步路，吃完就可以去上班。

　　那么长时间，无论冬夏，无论我每天早上多早到那里，都会看到同一幅情形——老爷子坐在书桌前，只开一盏台灯，脑门儿亮亮的映着光，面色淡然，如入定一般，伏案读书。偶尔，动动笔。

　　大家普遍使用的说法是，老爷子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然后开始工作。由于我的懒惰，我只能证实我所看到的：作为一名90岁的老人，每天在大家上班之前，他已经在读书写字了。

　　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，几乎都是70岁以后完成的（译《罗摩衍那》时是60多岁）为了写那部《糖史》，老爷子看了几十万页的参考书。

　　北京冬日，灰暗的早晨，那昏黄灯光下亮亮的头顶，我终生难忘。